这种理解的核心是通过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说法，把以政治为中心的世界奠基在无的原则之上，并与一切有的原则相对立。
何者?为其超越一己之小限而献身于大公也。不过，这一理想是否还属于儒家范畴，或者是否已经部分地重叠了墨家或道家思想的畛域，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滕尼斯就将共同体决定性的意志的总形式……称之为和睦或家庭精神。然而，不论对政治现实的解释力如何，单纯作为政治理念，以西周春秋的政治形态为原型而注入新的伦理原则，从而被表述为差序格局的儒家化家为国说，是否反映了早期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流意见呢?或者说，面对战国之后的国家形态，面对国与家不再完全贯通、而是出现明显游离的新的政治现实，儒家的家国关系是否有新的思考或提出了不同于化家为国的其他政治理念呢? 二、家国之间的主客关系与立国为家 关键的问题是:儒家的政治理念是由个人修养和家族伦理派生出来的外围部分，还是独立的思想存在?尊尊或政治权威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作为家族伦理的自然延伸而成立的吗?君主之尊、忠君之义是作为家父长权威和孝子之义的拟制或类比吗? 化家为国的政治学是建立在修身齐家之上的。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孔子的意思是，这是一种看似反常、实则合理的为政方式，所以特地引经论证，即孔子也承认孝友德行并不是常规的政治行为。(同上，第801页)不过，在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发展中，起到原点作用的是个人主义而非标志着同质性诉求的家庭共同体。为此，儒家化家为国的理念把原点设为了个人的伦理自觉和道德修养。
宗法既是宗族的法则，也是国家的组织纽带。司马光《又代孙检讨作二首其一》:人为天地客，处世若浮休。其实，这个一，就是本篇开篇时提到的，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
《论语》记载：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就三代历史来看，王国维1917年发表的《殷周制度论》在古史领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据于殷周之际。正因为有这些经典留存，因此即使百世之后，我们也可以知道三代之礼。三代中蕴含着儒家的社会、政治以及道德观。
14. 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顾颉刚全集》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8-300页。刘宝楠说，《史记》的这个看法当是安国旧义5，认为是汉代学者的看法，与后来其他学者所说的是指预知未来不同。
一般而言，此章都是以夏礼、殷礼断句。就战国至汉代儒家的历史哲学来看，以二为循环的文-质论（包括三统论和四法论）和邹衍提出的以五为循环的五德终始说，虽然其循环基数不同，属于两个系列，但其思维模式其实是一致的。观孔子之答但言礼，则子张之问为问礼明矣。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
这是儒家关于三代的基本看法，也是最有意义的思想。以二为循环的文质论，以三为循环的三统三正论，以四为循环的四法论，以五为循环的五德终始说，以及这些不同循环的相互组合，构成了复杂的理论。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22 推翻三皇五帝及禹的历史地位是古史辨的核心问题。
这种历史理论在形式上是在解释、说明历史，但其直接的目的则是通过历史的循环来解释、说明现实。按照古人的价值标准，这至少是失德的重要体现。
无论历史有多么复杂，历史现象多么变化无穷，在这些历史变化的后面都有一些固定的常数，它们就像车轮的轴承一样决定着历史变化的幅度。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已经先验地将德放在了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圣王的一边了，因此对于历史上一些与此不符的记载，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就做迂回的或另外的解释。
从地域、族源上来说，夏在西而商在东。这些文献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在流传。但是，儒家的对于三代的认识又绝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记述和追忆。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司马迁的这一段记述是将《论语》当中的几段语录合并而成的。极好的好人是尧、舜、禹、汤。
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这在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来看，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三代之礼一也和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之一，含义应当是相同的。邹衍的五德终始论，是以五行相胜的原则循环，即前一代之德已衰，后起的一代以另一德胜之。
按照文-质论，质救文之弊，文救质之弊，文质是由于相互救弊而循环。经过傅斯年以及后来的徐旭生、蒙文通等的进一步研究之后，上古三代文化的多元说，已经成为古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常识。
四 从孔子开始，直至以《礼记》为代表的孔门后学，以礼将三代历史和文化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构建起了儒学的价值源头。《诗》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谓也。而其他诸如冠礼、婚礼的源头更为久远，夏商时期的国家体制虽然还比较简单，但各邦国之间类似于朝聘的仪式也一定是存在的，这些礼在周礼的体系中才充分完善起来，成为周礼的主体。三代复杂的历史以及三代之更替在后世儒家的解释中都融入到了模式化、类型化的尧舜——桀纣善恶二元对立的历史模式当中了。
按照司马迁的理解，百世可知正是指前文所说的编次其事，即孔子编修《诗》、《书》、《礼》等典籍。（《孟子·离娄上》） 荀子也认为，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荀子·荣辱》），汤武—桀纣构成了历史上治乱两种政治模式的典型，而桀纣之所以为乱，是因为他们道德品性低劣，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荀子·劝学》）。
注释： 1. 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二《为政》，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1页。等史迹于设论，则妄疑。
在尧舜——桀纣这种善恶二元对立的历史解释模式当中，汤武之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放桀、武王伐纣，是诛一夫，并非弑君（见《孟子·梁惠王下》）。不信则摈疑之，诚是也。
对形成古人的历史知识、塑造儒家历史观最为重要的经典是《诗》《书》。启虽为禹之子，但启之继位和尧舜禹之相禅，是完全一致的。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与三统、三正相关的是董仲舒提出的通三统。顾先生说：从以上六项来看，纣只是一个糊涂人：他贪喝了酒，遂忘记了政事，所以把他的国亡掉了。
23 王国维虽然也认为商周属于东西两系，但还是承认传统的古史系统，认为三代的远祖都可以追溯到黄帝。20. 参见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收入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91-597页。
而据《容成氏》，则应当是禹禅让给益，而禹之子启对此不满，因为攻益自取。宗教的起源很早，伴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而来。
清代学者陈澧进一步指出： 顺知既往之说是，预知将来之说非也。27三代是儒家塑造的理想社会模型，现实社会与三代相比永远是退步的、不够的，三代永远是高悬于现实社会前面的一面镜子。
